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穿过横断山脉、云贵高原，流经丘陵起伏的四川盆地，经三峡向东一泻千里，奔流在中下游平原上，最终汇注东海。
所说的长江流域地区，大致为唐代的剑南道，山南东、西道，江南西道一部，淮南道西部及江南东道北部，约当今四川、重庆、云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及江苏、上海和陕南一部，大致位于秦岭和南岭之间，地跨北纬24°30′～35°45′、东经90°33′～°25′，地处温暖湿润的北温带。
长江上游一段称金沙江，其下北部主要支流有岷江、沱江、嘉陵江、汉江和巢湖水系等；南部主要支流有乌江、清江、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和太湖水系等。这些支流水系流域覆盖唐陇右道、关内道、京畿道、河南道、黔中道、岭南道等道的部分地区，相当于今天的青海、甘肃、陕西、河南、贵州、广西、浙江等省区的部分地区。
现代地理将长江自发源地到入海口习惯上划分为三段，今四川江津至湖北宜昌为上游，今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游，湖口以下为下游。长江在上、中、下不同流域，随地形变换有着不同的水文特点，与各区域不同的地质、地形等地理要素一起构成该区域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
自然生态环境本应包括地形、气候、土壤、矿藏等十分广泛的内容，根据丧葬习俗所关涉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主要方面，主要叙述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生态的基本特征。
一、长江上游的自然生态环境，唐代长江上游主要包括陇右道南部的武州地区、剑南道中北部、山南道西部，即今甘肃南部嘉陵江上游、四川盆地和重庆绝大部分、以及云南和贵州东北部，该区域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并和川东丘陵为主体，与周围山地丘陵共同组合成独特的地理地貌特征；
流域内多山石、盆地，川东多低缓山地丘陵，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人口众多，有整个长江流域最为稠密的水网系统；四川盆地周边环绕邛崃山、大凉山、岷山、大巴山、巫山等山脉；长江上游水资源丰富，支流众多，各支流流域基本覆盖长江上游流域，所以主要支流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特征显现上游的生态情况。
沱沱河流经唐古拉山西南侧，是长江源头的中支源流，现被定为长江正源。流域内地势高，山石林立，气候干燥寒冷，自然环境恶劣；湖泊密集，因人迹罕至故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金沙江及其主要支流流经青藏高原东南缘和云贵高原，唐宋时期，金沙江流域是中国西南森林最稠密地区，森林覆盖率达到70%，当时金沙江流域气候湿润，森林植被茂密。
唐宋时期人口增多，人类对金沙江流域植被的影响逐渐加大，大量的开采砍伐使该地区成为西南著名的木材基地，官商私商采办林木之事不绝于史籍。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的支流，在重庆涪陵汇入长江，蜿蜒曲折，全长公里，主要流经唐黔中道，即今云南、贵州、湖北、重庆3省1市。
乌江流域地形复杂，地貌崎岖，境内山多地少，气候多变，自然条件复杂，交通较为不便，唐代时乌江流域主要为贬谪官吏之地。嘉陵江，又名西汉水，是长江第二大支流，自北而南流经山南道、陇右道、黔中道等地，即今陕、甘、川、渝四省市，在今重庆市朝天门汇入长江，有白龙江、渠江、涪江等诸多支流，其沟通多地的交通优势使其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嘉陵江流域气候由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垂直分带与水平分带均很明显，气候变化多样，降水丰沛，上游横贯西秦岭，水流湍急；唐朝时对嘉陵江的开发较零星，故当时原始的环境中还可见华南虎、长臂猿、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岷江为长江一级支流，发源于岷山南麓，大渡河是是长江水系在四川境内的一条大河，为岷江最大支流。
岷江和大渡河都主要流经唐剑南道，四川盆地向川西高原的过渡地带，流域内地表起伏巨大，相对高度差悬殊，形成许多高山峡谷区；自然生态景观呈垂直分布，气候差异大，降水分布不均，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
总体而言，长江上游地区地域辽阔，经第三阶梯与第二阶梯交界，海拔落差大，景观呈垂直分带分布；自然环境与气候情况差异大，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对人类生存情况和丧葬习俗的影响十分显著。
四川盆地在长江上游高山峡谷林立为主的地貌环境中可谓特殊而显著，盆地西部地势低平，土质肥沃，成都平原更是水域遍布，河网纵横，宜于农作物的生产；盆地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温暖湿润，学者们大多认可唐代在历史上是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杜甫曾描述此地“西蜀冬不雪”；加之此地有著名的都江堰自流灌溉工程，唐时亦加固完善，灌溉万顷良田，使得成都平原素有“天府”之称。
四川盆地的地理位置亦十分重要，沟通南北西东，为联系关中与西南的枢纽，成为各种文化因素交融的地区，时人对其的描述是：“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对历代王朝的中央政权而言，四川盆地一直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富庶的腹里和核心，又是朝廷经略西南夷的前线和边缘。
长江上游“汉中”地区位于秦岭以南，有汉江冲击平原，地貌为山地、丘陵、河川，地处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上游谷底；境内水系纵横，水热资源丰富，中部汉中盆地气候温润，土壤肥沃、降雨量丰沛，具有良好的农业地理环境。
由于地理近便、环境相近等原因，汉中盆地在先秦时就与四川盆地相望相通、紧密联系，属于巴蜀之域，学者一般称汉中盆地为“小四川”。其良好的农业自然地理条件使得汉中盆地虽经历安史之乱，导致田地荒疏，但政治稳定、社会安宁之时即可很快恢复农业生产。
长江上游地区虽因高山林立、地势险峻而水流深切形成峡谷纵横的地貌，整体上具有多山少田的特点，然而境内土壤肥沃的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等农业条件良好的地区，使得长江上游在人地关系自然环境选择上具有竞争优势。
长江上游除岷江地区有成都平原外，许多地区多山多石，生活在这里的人最初以自然的岩穴、山洞为栖身之处，后来所建房屋也都以石块为原料，生前“以石为居”，死后也自然会习惯归于石棺中，这种丧葬习俗与多石多山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正如藏族早期的石棺葬、石丘墓葬与青藏高原多山的自然环境也是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长江中游的自然生态环境，长江中游的地理形势是：北部经武关、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至湖口；东部从湖口绕鄱阳湖平原东侧，经黄山、怀玉山、武夷山至南岭，南部大体以南岭山地为界，西部南起南岭山地西段，沿贵州高原，经武陵山、巫山、大巴山、北至武关。
唐代长江中游政区错综复杂，兼顾唐代行政区划和“中游”在自然地理上的划分，中游地区大致相当于今湘、鄂、赣三省，统称“荆楚地区”。
长江自城陵矶至湖口全长多公里，地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与荆江一起同属长江中游河段，该区域除鄂城-田家镇段表现为山地丘陵外，其余地区主要是大片冲积低平原。江汉平原为长江中游主要平原，地势平缓，河道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河道蜿蜒曲折的下荆江横贯其中，构成典型的陆上三角洲地貌。
“云梦泽”的变迁对江汉平原影响很大，大量水沙在此汇集，排入长江，湖底高程不断增大，洪水湖面逐渐扩展。由于长江和汉水带来的泥沙沉积量大于新构造下沉量及江汉路上三角洲不断扩展，云梦泽逐渐消亡，唐宋时代，云梦泽周围已严重沼泽化。先秦至魏晋时期，云梦泽已从方九百里的大泽演变为仅余三四百里的湖泊，至唐宋，云梦大泽被星罗密布的小湖群替代，洪湖已成为今江汉平原上最大的湖泊。
除了“云梦泽”演变形成的河湖众多、水网密布的长江中游水域形态外，该区域还有长江的最大支流之一汉江，及汇集于洞庭湖的湘、资、沅、澧“四水”。唐代长江中游森林植被保持相对较好，使其发挥了调蓄气候和保持水土的功能，维护了该区域的生态自然环境。
在丧葬习俗上，长江中游地区因便利的交通，会吸纳四面八方的丧葬习俗在此融合，体现在墓葬中，应是南北方的典型器物和墓室构筑形式都能在这里找到迹象。而中游地区周边山地地貌与江汉平原之间，也会因生存环境的不同，而在丧葬习俗上体现出区域内的习俗差异，可能具体体现在墓室构筑的选材用料、丧葬习俗的弔丧等礼仪上，虽然都吸纳交流因素，各自的传统习俗却会使不同地区体现出不同的丧葬面貌。
三、长江下游的自然生态环境，江南地区以太湖为中心，地形中心低浅，四周略高。唐代时，正处于三江系统淤塞加重、河面渐狭以至淤废的过程中，淤塞阻止太湖水入海，太湖原平原地区泛滥至积水面积扩大，并先后形成了诸个大小不等的湖泽，其周围形成诸湖荡。今天苏州、松江之间的湖群多是唐宋以来生成，如洪泽湖，“洪泽湖的初成与得名时间的下限当在唐大历三年即公元年。”
隋唐以前，该湖鲜为人知，是诸多规模较小湖泊中的一个，后与白水塘合二为一才逐渐扩大规模并见诸史册。近二三十年太湖平原古代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上层文物，多属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或唐宋后的时代，少见六朝时期青瓷片，可知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太湖平原主要为水体所占据。
长江下游平原东临东海，为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多雨而潮湿。隋唐以后长江下游流域的部分山区以刀耕火种的方式加剧开垦，水土流失严重，长江三角洲的海岸推展迅速。
长江下游平原地区的湖荡水系和冲积平原在唐宋处于形成时期，大部分地区开发相对较晚，然而随着唐代时水系的稳定和冲击平原面积的扩大，下游地区区域自然环境已为其政治、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并相对其它地域逐渐彰显出优势，加之当时政治、社会变化对该地注入的外因，唐代长江下游流域已具备发展契机。
地处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地形宛若“盘盂”，空气湿度相对大，地面潮湿，近地之物极易腐烂。“人们谈及葬事，惯于将这种卑湿的自然地理环境概括为‘水浅土薄’。水浅是指地下水位高，土薄是指地势低，稍一深挖即见水泉。”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被认为不适于葬埋。
《酉阳杂俎》中的记载可以印证长江下游地区自然环境下墓葬的状态：“江淮元和中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裩五十腰。”记述的就是江淮地区土薄，地下水位较高，导致人耕地时也可以挖到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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