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春不住,法律人的伤春悲秋

时法按：为什么不要和法律谈恋爱？为什么法律的解释，要比法律本身更为致命？为什么说司法考试，是一门放弃的艺术。答案文中找。

清晨，绕着莲花池跑步，在缓慢均匀的配速里，看湖边柳色已浓，树下花开正艳，春光一派正好。都说谷雨过后再无寒，暮春的阳光之下，已略带几分燥热。冬去春来，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现代人之于春天，与古人相比，感受早已大不相同，至少再无冻馁之患。

抓紧去赏花吧，能几番游，不然，看花又是明年。词人王安国，以一句“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从鸣鸟的角度，抒发了春归不觅的愁绪。都说春恨十常八九，在这个春天，对着盛开的花朵，却多少有点让人高兴不起来。然此非慨于春之将逝，因为夏花一样绚烂，其虑或在于当下，被疫情打乱的生活。厨房里已经干巴的大葱，叶子发黄的青菜，也不敢随手丢掉了，放放再说吧，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

病毒不停变异，传染性也更强，社会管控和法律手段，相应地不断加码，可即便手速再快，也总给人防不胜防、躲闪不及的感觉，似乎成了萝卜蹲和打地鼠的游戏。远处激烈的战火，也变得没有悬念起来，更像是单方的直播带货了。也难怪，真刀实枪地干，不是演习，也不是演戏，拼的是综合实力。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伴随战场的失败，后续大抵都是政权的倒台，其执力能力必将受到质疑，缺少了正当性，谁都无路可退。世俗的法律，原本就是主权者意志的体现，同样，也是胜利者，宣示正义必胜的工具。

如果说，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我们还应对其抱有必要的信仰吗？记得多年前，伯尔曼有一句话非常出名，那就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这是他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的观点，我想其初衷只是让人把法律当做宗教一般对待吧。书我没有看过，不知他的推论过程怎样，我本能地觉得，法律何必拿来信仰，又不是拜物教。或是翻译的问题，我觉得，对于法治保持必要的信仰，尚且说得过去。相反，我倒认为德肖维茨的一句话，更为容易接受。那就是，“千万不要爱上法律，它将会不可避免地让你失望。”以及，“法律应该永远被遵守，但不需要被崇敬。坦诚比敬意更重要。”这两句话出自他的著作《致年轻律师的信》一书，事实也印证了如此。对比被解释的面目全非的法条来说，多年的法律经验告诉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法律本身，而是对于法律的解释。

就我们的法律来说，纠错的功夫有限，但入罪的能力却很强。其不断扩张的入罪能力，主要表现在对刑法解释三道防线的突破。第一道防线，形式解释，即不能超越语言的极限。第二道防线，实质解释之法益，只有对于采用较轻的民法或者行政法的规范，或者以其他社会政策措施，仍不能解决的社会冲突，才允许使用刑罚。如行为人将自已的照片和所喜欢的明星，P到同一张结婚证上，显然是不能被解释为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的，即便在形式上已经符合；第三道防线，实质解释之伦理道德，如现实中发生的，紧急情况下，醉酒驾驶车辆，医院。

前几天，又出了趟远门。疫情之下，竟然带有几分风潇潇兮的悲壮。能否不被封印在外地，以及回来后是否被隔离，已出乎人力，靠的是运气。案子是二次开庭，简单质个证，根本还是在于数量，以及数量的质量。诉辩依旧未达成一致，没有签订具结书。整个过程也比较顺利，或许是在辩护意见发表之后，公诉人有所触动，她当庭表示，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所以不论合议庭最终做出何种判决，他们都是尊重的。这话记入了庭审笔录当中，并不失公允，毕竟诉方也是有立场的。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解释，就静静地放在那里，上面标注的也非常清楚，基本刑的条数是50条、条、0条，升档刑是条、0条、00条。我查了很多与之相关的文章，以此司法解释起草者的观点，传统犯罪的法定刑升档要件与基本要件之间的数量数额比，为三倍或者五倍的倍数关系，他在此罪设置为一比十，想着也是可以的了。即便此与今后实践中网络犯罪的态势，发生了不相适应，以其本意，这也只能是当下的最优选择。分析来说，他所说的不相适应，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用力过猛，二是力有不逮。我认为，实践中发生问题，大多出在了用力过猛，而不是后者。

毕竟，这个罪名与其他众多罪名有所不同，每一条单拎出来，都是构不成罪的，即便堆砌在一起，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也只是数字的叠加而已，并没有什么实质危险性。就入刑后的社会效果来看，人们能感受到立竿见影的实质性变化吗？很难，骚扰电话一点也没感觉到少。如果一个罪名的存在，只是密织了法网，加深了恐惧，而未增进福址，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与此相类似，张明楷老师，就明确表明观点，对设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持反对意见。他的理由是说，无论如何都难以准确描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现行刑法的不严谨、不准确的描述，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将导致下级司法机关滥用本罪，使本罪成为“口袋罪”。当设立一个犯罪却不能明确划定该罪的处罚范围时，就不得设立此罪。

回来前述罪名来说，我觉得对于此罪来说，至少应该增加对于情节的规定。职务犯罪都已把定量的标准，调整为数额加情节，那么像这种对于社会无紧迫现实危险的犯罪，又有什么不行呢？“唯数量论”，纵然使法律看来更具确定性，也更为便于执行，但反过来的负面效果，则是合理性的欠缺。受贿万和受贿万，表面上数额上只减了一万，但之于量刑，却差出了几年。

还是这个案子，我在法律意见中写道，“数量必然是内容不同的数量，也是来源不同的数量，同样一条信息，可因其获取渠道不同，方法不同，内容不同，而导致所隐含的价值，以及对社会危害的程度存在差异。”“在行为人单纯接收而没有打开的情况下，一个简单的数据接收行为，是可以划落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各个区间的，即可能因信息无效、错误或重复而无罪，也可能因信息量少而罪轻，还可能因数额大而升档。”现实确实如此，在存储能力日益强大的今天，一个不起眼的EXECL表格，就可能存储了海量的信息，或达至5万条以上，或也可能是空档。这样分析下来，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在行为人打开之前，居然变成了薛定谔的猫。

“就本案来说，如果这都不能适用缓刑，请问还有什么案件可以适用缓刑，法律设置缓刑制度的意义何在？”我当庭发表意见时，有点激动，又带有几分激昂。除了我的声音外，法庭之上一片寂静。而此时，倾听就是最好的支持。

公诉机关的想法是，要把此案办成今后类案的标杆。这根杆子打的正不正，辩护人有义务配合他们。力量如果只有一边，则必然打偏。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最可提起的，或不在于办过多么大的案件，也或不在于办了多少起案件，而在于有没有纯粹地去办案件，以个案正义，去推动社会法治进步。这当然不容易。老法律人知道，大案子未必难办，小案子也未必好办。麻雀虽小，五脏六腑一个不少。

国家司法改革的理念是，事实查明在法庭，证据认定在法庭，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是理想的状态，也是前进的方向。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除了当事人之外，大家都不是事实的亲历者，如不通过当庭的质证，来强化心证的过程，那么单凭一堆材料，仅以纸上的审理，何以说服自已，实现内心确信呢？至少我认为，在证人必须到庭接受询问之前，努力的空间依然很大。面对一堆不会说话的纸质材料，辩护的空间当然会受到挤压。就当下情况来说，应充分利用推行认罪认罚所形成的效率优势，彻底实现繁简分流，对于诉辩争议较大的案件，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这两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星巴客几乎已成了我的第二办公场所，店内的饮品，无论是卡布奇诺、拿铁，还是新出的馥芮白，即使喝过多次，但却无一培养出味蕾的忠诚来，以至每次点杯，总会纠结半天，回一回味，才能下定决心。还是前面那个案件中的孩子，每次都会在登机之前，帮我点上一杯超大的星冰乐。以至几次下来，让我对这种口感产生了依赖。偶尔意上心来，即便窗外飘着小雨，也要撑起伞来，爬过天桥，走到马路对面，去点上一杯。

我总觉得，从那个孩子身上，以及透过案卷，我真看不出来，他具有何种，之于这个社会的恶意。他的错误，按照严格的规范标准，也只在于，对于行为意义的不懂。或又可以说，风险社会之下，刑事立法走得太快，有时难免会扯到社会的蛋。

记得当年参加首届司考时，有一个考试网站，名字叫做律考自助排档，抬头的标签便是，“律考是一门放弃的艺术”。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近二十年来，法律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尺子去量，不知厚度增加了多少。有人将中国大陆戏称为各种法学理论的竞技场，“地球上别人问过的问题，在这边都开始去问，各种理论和实务都浅尝辄止，各擅胜场却又相互抵销，以至让人无所适从。”台湾法学家苏永钦如此评价，并将这称之为典范的混乱。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我的一个同学。记得在读高一的时候，有次晚自习课间，他拿着写的诗和省人民广播电台的用稿通知给我看。在我赞叹的眼神中，他对我说，他要弃学去写诗了。诗的内容，是否有一句“那年我十九，她十八”，又或许没有，我已无法记清了。少年羁旅，风灯零乱，一个不经世事的孩子，能有多少至深的情感。可能是源于那个用稿通知的激励，他弃学了。之后，我再无他的消息。甚至多年以来，同学们聚到一起，也没人提起过他，好像这个人从来就没存在过似的。不知他现人在何处，年少时的理想，是否得到了实现。

我也喜欢诗，但仅限于读，写是不会的。记得年轻时读海子的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曾为此感动的一塌糊涂，怎么能有如此幸福的文字。多年以后，我才感悟到，在这段幸福的文字背后，隐藏的是不幸。写下这首诗后不久，海子就带着四本书，在山海关卧了轨。或许，在世人的眼里，他具有理应幸福的全部理由。15岁考上北大法律系，天选之子，有什么理由不幸福呢？为什么还要，从明天起，去做一个幸福的人？相反，诗人余秀华，生命以脑瘫出场，在这个“摇摇晃晃的人间”，写下“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的诗句，读来却让人感到温暖。以及她以自己的人生，诠释了什么叫做努力地生活幸福。

唐代诗人元稹，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被无数人引用，但上网一搜，却见有人批评他，称其丧偶不久，便纳妾，后又续娶正室，渣男一枚。我不以为然，反驳理由是，多年之后，他官居要职之时，依然“闲坐悲君亦自悲”，深情不忘之厚切，写下《遣悲怀》三首，被誉为千古悼亡之冠。其中一句“泥她沽酒拨金钗”，和“赌书消得泼茶香”一样，促人感同身受，情不能遏。同样，对于《浮生六记》的作者，也有评论说他这是在打造痴情人设，怎么也掩盖不了渣男本色。对此，当如是吗？书中“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篇篇读取下来，无一不是真情。芸娘雇小炉温酒煮粥，沈复怂恿妻子女扮男装，夜游庙会等，都让人过目不忘。也正因此，网上关于本书，获赞最多的评语是，“沈复真是一个不上进、没责任心、自以为是，而又内心细腻感情丰富的废柴呀。”对这句评价，我想说的是，有趣而无用的灵魂，可惜错生了年代，不然，以此等绝妙的文案，清奇的脑路，在当下，岂不火遍全网，榜一大哥排队打赏。元稹、沈复都已作古，面对后人的指责。如果地下有知，不知他们会不会，挣破了棺材板，出来给自已辩护。

思绪离开文学的世界，战争、疫情、坠机等陆续到来，打破这个世界眼前的宁静，在这个春天尤其如此。自古以来，人类所经历的所有灾难，有些来自不可控的自然力量，有的则根源于人类的原罪，正如电影《七宗罪》所揭示的，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和色欲。如对局势进行分析，旧的格局必然打破，新的平衡将会建立。百年之前，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那一代人，给出了自已的答卷。他在临终之前，写下了一首诗，头两句是，“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心迹可见一斑。面对困难和挑战，谁都无可回避，剩下的只有应战的准备和必死的信念。记得多年前，一次在参加工作组外调时，飞机上，带队的组长，叹了口气，对我说，你知道吗？我真想飞机这就么算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到了之后，怎么去办案子。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坚持。曾有人给我说，你劝一劝他吧，他非要去做什么？对此，我基本都是拒绝的。无数次的无功而返，让我认识到，改变一个人是有多难，特别是观念。在这片大地上，多少事，不是倒逼出来的。一切都是命，造物弄人。你以为的，在悬崖边上拉住了他，或许他还以为，你是妨碍他去发达。当然，劝阻也可能是错误的，毕竟商业社会之下，风险偏好是受到鼓励的，一切皆有可能，不然也不会出现，“羊毛出在猪身上，狗来买单”的奇怪现象。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故事讲多了，有时自已都信了。我们这个国家一样，经历的苦难太多了，各种社会思潮都要尝上一遍。最后，还要在试错中前行。

也是在这个春天，崔健开了场线上演唱会，居然爆了棚。当年他的歌迷，大多已经老去，在家忙着带孙子。在他的歌中，有一句歌词是，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这几十年，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记得在年的一个冬天，和同事在一起聊天，说起当下的反腐工作，我还自信地说，看来是要忙上一段了。而我这个同事，却淡然地说，不是忙上一段，是以后就这样了。这话当时我理解不了，以及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还持有质疑，但随着岁月的流失，十年过去了，事实越来越证明，他这神示一般的预言。

可有时既便看清大势，又能怎样呢？还不得随波逐流，谁又能改变什么呢？年春节，和一个做旅游的朋友聚会，他说这两年生意不好，尤其是今年，用行业的话来说，是灾年。年底，我们又坐在了一起，从他变得更加削瘦的身材，我似能得看出来，行业的不易。何况疫情之于旅游，尤如最后的稻草。担心太过直接而伤害到对方，我试探着说，既然生意难做，何不放一下手，等待形势好转。他回答我说，生意人嘛，手停口停，挺上一挺，或许就好了。接下来，可又快三年了，病毒仍在做乱，报复性消费也没来到……

在这个春天，与时俱进的，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往每年这个时候，牡丹花开的季节，洛阳都是摩肩接踵。正所谓，出门俱是看花人。而在今年，也顺势转变思路，及时推出了“云上赏花”的网上直播。同样，远在西南的版纳，据说更狠，把泼水节也改到了线上。

王国维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生活就是这样，既便充满了无奈，还要微笑着坚持下去。这不，刚出大门取个快递，再进院时，就扫码弹窗了。想着没有完成的法律意见，着急又能怎样，只有物来顺应，大家都是时代大潮里的叶子。同样在昨日，朝阳疫情再起，超市里又在抢购了，朋友圈也在分享囤货攻略，甚至还有人调侃说，应把朝阳改为朝阴，以避下风头。仅年后这一段，北京就疫发二度，两次艰苦的摘星，都是昙花一现，只轻松了一天，苦难辉煌一般。我想，再这样下去，有条件的小区，是有必要自建个冷库，以备不时之需了。这都注定，这个春天，将与众不同。

写到这里，想起读过的一本书，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突然觉得，在这个忧郁的春天，被疫情封印之下的日子，还能通过文字去到远方，用文字与人交流，这都是爱读书人的幸福，不至让我们孤单。

最后，谨以此文，献给在23年前的春天，离我们而去，学法律而又少了冷静、理性的海子，以及他那不朽的诗篇，“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作者：李万盛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前解放军大校，曾在军委、战区机关从事检察、监察工作多年，主办过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曾获得全军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第一名。现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兼任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法律专家，北京企业法治研究会高级顾问，北京企业法治研究会商事犯罪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西城区律师协会政府法律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