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诗人元稹在妻子死后写了很多悼亡诗，其中最著名诗句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还有另外一组《遣悲怀》三首，其一开头两句是“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这里提到的黔娄是战国时居于齐鲁间的一位贤士，他的事迹古代文献中尚有保存，而有关的遗迹，如今却只剩下位于千佛山兴国禅寺北崖下岩壁上的一个石洞，即黔娄洞。
黔娄像李雁摄
黔娄大士晋皇甫谧《高士传》对黔娄的事迹有简单而全面的介绍：“黔娄先生者，齐人也。修身清节，不求进于诸侯。鲁恭公闻其贤，遣使致礼，赐粟三千钟，欲以为相，辞不受。齐王又礼之，以黄金百斤聘为卿，又不就。著述四篇，言道家之务，号《黔娄子》，终身不屈，以寿终。”也就是说齐鲁两国的国君都曾下重礼请他出来做卿相(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却都被他回绝了，今天的人或许很难理解这种行为，但在过去，力主道家学说的大都是些有脾气的牛人。
古人讲“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道家很讨厌标榜道德，所以也就不太在乎“立德”的事。黔娄又不肯出来做官，“立功”就更别想了。所以也只剩下“立言”这一条道了：他拒聘后专心写了《黔娄子》四篇，这是一部属于演发道家学说的著述。可惜这些能代表他思想学问的文章都失传了，我们只能从道光年间历城人马国翰的《玉涵山房辑佚书》里保存下来的近二百字中窥其一斑而已。
据说《黔娄子》四篇就是在千佛山北麓半山腰的一个石洞里写就的。去年六月初夏时，疫情趋缓。笔者由北门入山，经唐槐亭，沿阶而上，过“齐烟九点”“云径禅关”二坊，东转即见兴国禅寺。过了山门，天王殿南有一垂花门楼，上书“般若门”三字。穿门而进，则见南侧山崖挂满地锦藤萝，下有一洞口，其形略方，上方刻有三个鎏金大字：“黔娄洞”。
黔娄洞李雁摄
入洞，约八九平方米，一人多高，石壁上刻有今人所撰《黔娄洞题记》，其文据历代文献综合而成，简明扼要，称黔娄“隐居于济之南山，凿石为洞，传即此洞。”右转，有一通道，长七八米，其尽头又连一石室，大于前室，中有黔娄像，披衣戴巾，执卷凭几而坐，神态安然，旁置汉代式样石质博山香炉，这应该就是传说中黔娄著书立说的地方了，而我最感兴趣的是像旁标出的“黔娄大士”四字。
大士虽然可以指代道德高尚的人，但最常见的词义还是用来称谓菩萨或高僧，更何况还是在寺院之内呢。这让我想起关羽后来被佛教指定为护法神，号伽蓝菩萨，各地佛寺中多有伽蓝殿，其中供奉的便是红脸关公。笔者也曾在广州华林寺五百罗汉堂中看到过一尊头戴盔式圆盘帽的马可·波罗的木雕像，才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意大利旅行家早就被当地包容的佛教界收编了。今日又于兴国禅寺得见黔娄被标榜为“大士”，说明他在济南地界上的影响力足够大。当然，全国各地的佛寺中恐怕也只有在千佛山上才能看到这一特例，仅此就颇值到此一游。
黔娄洞与历山早期原始文献如《烈女传》《高士传》《贫士传》以及《汉书·艺文志》有关黔娄的简短记叙中均未提及黔娄隐居的具体地点，今所见千佛山上的《黔娄洞题记》也只是笼统地说到黔娄隐居之处为“济之南山”，且在“凿石为洞”下极为审慎地用四个小字注明“传即此洞”，可见也是地方传闻罢了。明代王象春有《黔娄子》诗云：
千仞荒山手自芟，草衣木石架松衫。
终南佳趣休矜诩，不见先生叠石岩。
诗后附注云：“黔娄子抱道深隐，不事王侯，不交人世，于济之东南山最高峰上复叠石为岩，寝处其中，终年不下。”这里有两点与《黔娄洞题记》中的说法不合。首先诗注所称“济之东南山最高峰”应该不是指“济之南山”千佛山。即便目测也很容易看出千佛山东南的佛慧山要更高些，而济南地界东南方向最高峰为海拔九百多米的梯子山，但从未听说那里有任何与黔娄有关的遗迹。其二《题记》云“凿石为洞，终年不下”，而诗注却说“叠石为岩，寝处其中”。按王象春的说法，黔娄更像是用石头垒了个避风遮雨的简易房子，而千佛山黔娄洞人工凿成的痕迹非常明显，而且规模已接近一室一厅的套间，显然二者说得不是一回事。
比较这两种不同的说法，王象春诗注虽然早了四百多年，但离黔娄那个时代也已两千多年，何去何从，笔者不敢妄断。但清代道光年间的济南诗人乔岳曾写过一首题为《黔娄洞》的七绝，其中最后两句颇有启发意义：
聒耳梵宫钟磬音，黔娄一洞独萧森。
蓬庐抱道知多少?不在名山不可寻。
意思是说历朝历代像黔娄这样在蓬蒿草庐之中隐居的有道高士不乏其人，但如果不是在大众皆知的名山之中，其遗迹恐怕早就湮没不存了。正因如此，梯子山以其地僻人远，名声更无法与历山相提并论，自当将之排除在外。故王象春说的“济之东南山最高峰”云云，非海拔近五百米的佛慧山莫属了。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黔娄洞却是在仅有二百多米高的千佛山上呢?
我们都知道千佛山古称历山，是大舜当年躬耕之地。然而事有不尽然者。笔者今秋在佛慧山游走，于黄石崖下残存的北魏佛窟造像题记中读出了其中的一些蛛丝马迹来。
黄石崖题记李雁摄
黄石崖在螺丝顶山近峰顶处，崖上有洞窟，洞外西崖壁下有北魏至东魏期间的佛教造像及石刻题记，如今能辨识的题记尚存五则。其中一则正文仅六行五十七字，却非常值得重视：
大魏孝昌三年七月十日，法义兄弟一百余人，各抽家财，于历山之阴敬造石窟，雕刊灵像，上为帝主、法界群生、师僧父母、居家眷属，咸预福庆，所愿如是。
孝昌是北魏孝明帝年号，孝昌三年即公元年。据题记中“于历山之阴敬造石窟”一句可推知，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历山与千佛山是完全不同的两座山。因为黄石崖所在的螺丝顶山正与北面的千佛山隔谷相望，今天的旅游路即从山谷间而穿行而过。如果千佛山那时就叫历山的话，黄石崖居其南，何得称“历山之阴”?螺丝顶山本属佛慧山诸峰之一，佛窟造像正处在山之北麓，故北魏时人们所说的历山，当即指今之佛慧山诸峰无疑。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也说：“历山，府南五里……一名大佛头。”大佛头是俗称，因宋代于佛慧山之东岭石崖间开凿大佛，故明代多称大佛山，简称佛山。由于和千佛山位置接近、又同属佛教名山，就很容易被后人混为一谈了。比如过去济南八景之一的“佛山赏菊”本指佛慧山，如今却变成了千佛山，今人还鸠占鹊巢地在千佛山顶上建起了赏菊阁。又因为千佛山更靠近府城，游者辐辏，影响逾大，便不知不觉中把历山之名也一并移将过来了，于是后来又名正言顺地在山上凿出了个黔娄洞。至于佛慧山一名，大约到了清代才被广泛传播开来。
黃石崖北眺千佛山崖李雁摄
“富而好礼”施良娣黔娄如果连个栖身的山洞也没有，就没有写作的基本条件，也就不会有《黔娄子》。若没有赏识他的国君，他的贤名就不会广为人知。同样，若没有理解陪伴他的妻子，他隐居在深山中也会像俗人一样感受到寂寞与孤独。元稹写悼亡诗时之所以要提到黔娄，就是因为有这种身切的体会。
黔娄住在石洞里，无房无车，无钱无权，却自有艳福，竟有个富家女嫁给了他。此人名施良娣，父亲据说是鲁国的太祝，太祝是宗庙主祭官，在当时身份非同一般，政治地位也很高。当初子路曾问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话用来评价黔娄夫妻倒是很合适。如果说黔娄是“贫而乐道”的话，那么施良娣就是“富而好礼”了。
黔娄一生贫困，有幸娶了施良娣，两人志同道合，不知为何顺理成章地就成了“丁克”家族，直到黔娄死时也无子嗣。据汉刘向《列女传》记，因为没有继承人，黔娄的丧事只好由施良娣主持。朋友曾参前去吊唁，看到黔娄身上的衾布竟然短到不能覆盖全身，“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曾子就建议把衾被斜过来盖，不想施良娣说：“邪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生时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坚持不改，也算是不忘本心吧。
这事对曾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到他死时几乎又重复了类似的场景。《礼记·檀弓》载，曾子卧病，弥留之际忽听童子说：“这席子真漂亮啊，是大夫才能用的吧。”他心中一惊，回答道：“是的呢，是大夫季孙氏送的，我已没力气换了。”于是令儿子曾元赶快撤掉。儿子推脱说：“您现在病得很重，不能移动，等天亮后再换吧。”结果曾子道：“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大伙只好扶他起身，换了席子，还没躺安稳曾子就过世了。
得正而死，恰可与施良娣主丧时的那段话对读，都是毕生追求正道直行而不曲阿权贵，至死不渝。黔娄能如此固然不易，其妻能如此，尤为难得。所以曾子曾感慨说：“唯斯人也而有斯妇。”意思是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有这样的妻子啊。
施良娣可以说是最懂黔娄的人了。当时凡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无论是帝王、国君、卿大夫这类上层人物，还是像黔娄这样不入主流的贤士、文人，死后都要有个盖棺论定式的评价，即“谥号”。黔娄死后，曾子问该给个啥谥号，黔娄妻回答说：“以康为谥。”康字本有富足的意思，从谥法上讲，康字代表了安乐富贵。曾子就不太理解了：“先生在时，食不充虚，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旁无酒肉”，都穷成这样了，咋能用康字呢?他得到的回复是后人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彼先生者，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得仁，求义得义，其谥号为康，不亦宜乎?”其中“求仁得仁”是《论语》中孔夫子的原话，而“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则被陶渊明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五柳先生传》的结尾部分：“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我理解，这话赞美的是这样一类人：相较于物质上的富足，他们更看重的是精神上的解放，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摆脱了世俗名利约束的有尊严的人。
洞天福地牌坊李雁摄
出黔娄洞，东面台阶上有一老旧石坊，上题“洞天福地”四字，显然这里先前还曾是道教的地盘。黔娄本主道家学说，死时得到了儒家圣贤曾参的推重，而其身后又得到了佛家的认可。三教归一，正所谓其生也哀，其死也荣，噫嘻!（来源：新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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