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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想衣裳花想容,再进长安入仕梦说到李白,众人皆知。他虽然号称“谪仙人”,其实他的功名欲望是很强烈的。他有着儒道间杂的人生观。不得志时,做梦都想做官,特别是想做大官、做宰相。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为此,必得想方设法挤入官场。在开元十八年(公元年)的春夏之交,他第一次进长安进行政治活动,但并没有混出什么名堂。不过,此次他还是结识了一些名人,如唐玄宗的妹子玉真公主(赐号“持盈法师”)、秘书监贺知章等,并结成了“酒中八仙”之游。虽然没有达到“为辅弼”的愿望,但使他的名声从此煊赫起来,为天宝元月(公元年)唐玄宗的召见打下了基础。天宝元年夏季,李白与道士吴筠同隐于浙江曹娥江上游的剡中。吴筠首先受到唐玄宗的征召,由于他的直接推荐,更由于贺知章与持盈法师等的间接支持,因而唐玄宗也派人征召李白入京。这样一来,使得这位“谪仙人”大大出乎意外,他大约以为:从此可以满足他的“历抵卿相”(见《与韩州书》)的大愿了。请看他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的末尾两句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洋洋得意的形态,不真是有点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吗?李白第二次入京,气派不像第一次那样隐居终南山,漫游坊州、邠州等地,自叹穷途末路;而这一次是在金銮殿上被召见,并得以代草王言,侍从游宴,待诏翰林,大有“天生我材必有用”之机。他自己也因此感到无限荣光。关于这一段生活,李白自认为是平生最为得意的,直到晚年他都念念不忘:“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见《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你看现实中的李白是多么得意!文人一得宠,就会为皇上、圣主写出一些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诗文。从表面上看,李白亦不能免。他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就是这样出炉的。现抄录如下,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二首:“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三首:“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三首乐歌都是奉旨而作,但却真实地呈现出李白作为所谓“谪仙人”体察世情的感想与思考。第一首,歌颂名花。一、二两句,合在一起看为赋,乃对于名花作正面描述;分开看为比,以美人的衣裳与容貌,比喻名花的叶和花。“云想衣裳花想容”,一个“想”字让人悟得:望彩云而想到衣裳,见容貌而想到鲜花,贵妃即花。谓其因得到春风、露华的滋润(即君王的恩泽),因而就显得非常美丽。三、四两句为比,以“群玉山头”和“瑶台月下”的仙子作比,谓其具有天仙一样的容貌与姿态。第二首,歌咏妃子。先是以花作比,谓其天香国色,一枝红艳,就像是凝结着香露的牡丹,不仅写出了颜色,而且写出了香气,写出了天然无饰之美。再是以人作比,诗仙又联想到汉武帝的皇后赵飞燕。可是赵飞燕的绝代之色还得依仗新妆,哪能比得上不施脂粉、天然绝美的杨贵妃呢。第三首,歌咏君王兼或叙说诗人自己的观感。就歌咏的对象看,从名花,至倾国,所谓“两相欢”与“带笑看”,分头表述,此则归结于君王。一、二两句中,一个字非常关键,即“长得君王带笑看”的“得”字。这个字如果换成“使”,谓“长使君王带笑看”,可能就要被砍头。于是,名花、倾国、君王三者,既已被伺候得服服帖帖,三者之间的关系,也给摆得平平正正,足见现实中的李白在专事吹捧方面也确有十足的功力。李白此诗,为人们大为赞赏,也确实显露出他非凡的创作才能。但现实中的李白是不是诗中的李白呢?详研此诗即可了解,李白入京被置于翰林院,这只是以文词秀异而待诏供奉而已,并未授以正式官职。但凡看过宫廷戏的人都能明白,这只不过是皇上的一名奴才。随叫随到,招之即来。现实中的李白对此应是心知肚明的。不信,你看这诗中的最后两句话:“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无限恨,恨什么?从字面上看,并非解释春风,而乃春风解释。为协和平仄,调换了位置。主语是春风,谓春风把无限恨释放出来。从字义上看,刚刚说“两相欢”,马上说“无限恨”,到底为什么呢?为着警告当事人:不要得意忘形,高兴得太早;同时,也为警告自己,警告所有的人:花不常开,月不常圆,人不常好。字面、字义弄清之后,即可明白,于沉香亭北倚阑干,即诗人的一种揭示与思考。依我看,这是全诗真正的意蕴所在。也就是说,淡荡春风,往往给人带来无限烦恼。这就是无限的恨,在这个世界上,相信谁也不能幸免。这位倚阑干者,就是诗中的李白。李白在赞颂皇帝、皇妃的同时,对官僚显贵却取“平交王侯”的故态。这也正符合诗人李白的性格逻辑。诗人李白,向来是不肯谨小慎微、屈己下人之人。这次进京曾发生过令高力士脱靴的故事,便充分显示了他的兀傲精神。他才气横溢,受玄宗青睐,这本已招致旁人嫉恨;侍从之暇,在长安市上游冶饮酒,不拘礼法(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称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那就必定要受到排挤打击。结果表明,因谗言所及,玄宗也看不惯他了,说“此人固穷相”(见《西酉杂记》),“非廊庙器”(《本事诗》),从而打消了原先任他为中书舍人的打算。据李白晚年朋友魏颢说,进谗言者是玄宗爱婿、翰林学士张垍。又有一种传说是高力士的诬陷。高挟脱靴之怨,摘李白《清平调词》中“可怜飞燕倚新妆”之句以讽刺杨贵妃。总之,李白自知在京城已待不下去了,终于上疏求去,最后,他怀着悲凉、怨愤而依恋的心情,高吟着“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见《古风》四十)的高傲诗句,离京东去。对于李白来说,二次进京,好像是一场梦,赐金还山,恰是大梦醒来。《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这一段生活的形象化总结:“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看得很清楚,诗人的怨愤难以消平。从天宝元年秋天满怀希望进京,到天宝三载春天完全失望离京,前后只有一年零五个月,此时,李白才四十三岁。李白的二次进京,使他目睹了朝廷内部的黑暗腐朽,清醒地认识到大唐的“盛世”已经过去(之后不久即发生了安史之乱)。以赐金还山作为分界线,其后期作品不仅数量,而且以深刻的社会内容为内涵的质量,远远超过了前期。此时的李白,犹如一梦醒来,诗才毕现,从而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卓越歌者。(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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